最近新聞報導Janet Yellen將出任拜登政權的財政部長，有些人質疑這是因為拜登主打性別平權，有些人則認為這是FED跟財政部的掛勾，但是以我這個從事總經研究的人來講，葉倫真的很厲害，出任財政部長當之無愧。

葉倫其實是一個挺特別的人物，她從學術走向政策，在經濟政策委員會跟聯準會都有很多的紀錄，而在學術上面也是備受尊重，這篇文章會先從她的學術開始談起，接著談到她如何進入政界，並介紹跟她有關的幾篇論文來讓人理解葉倫經濟學的思想。

耶魯大學的總經傳統

1970年代的那一年，麻省理工學院的保羅.薩爾謬森拿到了美國第一座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薩謬爾森將數學融入經濟學的方法則是在更早的1950左右改變了經濟學在博士班是如何授課的傳統，也就是考慮如何用數學有效的將經濟學的方法闡述出來，而非在文字上面爭論不停，而採用薩謬爾森這套方法的經濟學家們則被稱為新古典綜合學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

薩謬爾森雖然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但是他主要的貢獻還是以個體經濟學居多，而與薩謬爾森一樣採用這一套方法並套用在總體經濟學的的則是羅伯.梭羅(Robert.Solow)以及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托賓在1956年的The interest-elasticity of transactions demand for cash將薩謬爾森的供給以及需求計算方式套用到了貨幣需求理論上面，而在1958年的Liquidity preference as behavior towards risk則是套用到了金融市場裡面，在當時如果你要專注在個體經濟的話就是去MIT，而如果要學習總體經濟的話那麼托賓所在的耶魯大學是無庸置疑的好地方。

就在薩謬爾森獲得諾貝爾獎的前幾年，1966年的時候，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班招收了兩個女性，這在當時以男性為主的經濟學界裡面是極為少見的，而其中一個就是葉倫，葉倫曾經提到，托賓對他而言其實不單單只是一個老師，還是一個啟發者，托賓除了啟發葉倫對於總體經濟的興趣以外，更重要的事情在於托賓是那個時候少數堅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以及道德哲學的經濟學者，這一點在席勒的“耶魯大學的總經傳統(Yale’s Tradition in Macroeconomics)“中其實有很多著墨。

根據席勒的那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托賓而言，經濟學並不能只是紙上談兵的東西，他很鼓勵學生進入政府部門工作，而他帶頭的托賓計畫(Tobin Project)更是主打與立法者合作一起研究如何制定總體經濟學的政策。

根據葉倫的說法，她當年原本想跟托賓一起合寫論文的，但是剛好遇到了理性預期革命(rational expectation revolutionary)，這場革命大幅度的改變了總體經濟模型的架構，我們開始可以假設消費者與廠商的理性預期，進而推導出總體經濟的情況，事實上，200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ydland以及Prescott就是透過這樣的架構而獲獎的，而他們發展出的實體景氣循環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也成為了主流的總體經濟發展，然而，葉倫其實順應潮流剛好搭上這個風氣，反而從理性預期做出轉折點，進而發展另外的理論，並且遇到那一個跟他合作終生的對象。

檸檬市場的婚姻

1970年，葉倫拿到了她的博士學位，2001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在畢業典禮上面說這是他碰過最聰明而且印象最深刻的學生，而果不其然的，葉倫在畢業後立刻拿到了哈佛大學教授的教職，但在1977年的時候，一個意想不到的訪客的到來改變了葉倫的人生。

這個人叫做Edwin Truman，其父親是知名的美國政治學者David Truman，而他1977才剛拿到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但他畢業後卻被立刻指派為聯準會的國際金融部門裡面的領導人。雖然很少人聽過Edwin Truman的名字，但根據Paul Krugman的講法，他可以說是國際經濟學領域裡面的George Smiley，一個英國小說裡面著名的地下情報頭子，而從他一畢業就擔任聯準會的部門主管，我猜這點或許是可信的。

年輕的Truman想到了6年前曾經聽過葉倫的課，於是找上了當時的這位助教。葉倫就這樣暫時離開了學術界，轉戰了聯準會，成為了聯準會的經濟學家。1977年的聯準會因為國際油價的關係而面臨了通膨的不確定性，以前芝加哥的那一套以傅利曼為首的通膨模型不管用了，葉倫就被指派去處理國際金融模型改革的議題。

而根據葉倫自己的說法，他在聯準會的咖啡廳裏面遇到了George Akerlof，Akerlof後來因為在訊息理論的貢獻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在當時他那後來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論文”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則是早已在1970年的時候於世界五大經濟期刊之一Quarte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面發表。

對於近代碩士或者博士的經濟學課程，沒有人會沒聽過Akerlof的訊息理論，而這篇其實講述的就是為什麼資訊不對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Akerlof拿二手車市場來比喻，二手車的賣家知道的訊息永遠都比買家多，畢竟那是賣家自己開過的車。那麼，假設買家只知道市場上面二手車大概上的統計分布卻不知道二手車的實際情況，買家要如何反應呢?

首先是那些良好品質的二手車賣家，他不可能願意降價太誇張，但是品質很差的二手車則是願意不斷降價，然而，買家無從得知誰是好的買家以及誰是好的賣家，於是只願意接受價格較低的二手車，而那些品質良好的二手車賣家會不斷地離開市場，而買家會知道市場上很爛的二手車越來越多，於是開的價越來越低，最後，市場上面會只剩下最差的二手車，而這也是為何資訊不對稱可以對於社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

Akerlof的訊息理論雖然大部分現在都歸類在個體經濟學裏面，但她本人則是很希望能夠拿來結合總體經濟學，作為偏離理性預期模型的結構，而這一點上面剛好與年輕的葉倫達成了共識，兩人幾乎是一拍即合，據說兩人在總體經濟學的看法是完美的一致，除了葉倫對於自由貿易的看法稍微激進一點以外，而這也讓兩人在認識不到一年就立刻結婚了。

在結婚以後，Akerlof拿到了倫敦政經學院(以下簡稱LSE)的教職位置，而葉倫也就跟著Akerlof來到了LSE成為了教師(Lecturer)，英國大學裡面的教師其實是個很不穩的教職，不算是真正的教授(Professor)，以原本哈佛教授以及聯準會明日之星的葉倫而言，這似乎有點低究了，根據Akerlof自己的講法，他們兩人在英國其實有著身分認知的問題:他們是美國人，不是英國人。而柏克萊大學在兩年後給了葉倫教授職位，同時Akerlof本人的辭職信也從來沒被柏克萊正式接受，於是兩人在1980年後離開了待了2年的LSE，回到了美國，隔年他們的長子，後來也是著名經濟學教授的Robert Akerlof出生。

怎麼會有非自願失業?

回到美國的葉倫以及Akerlof，開始了他們在總體經濟學上的創舉，而這樣的創舉往往都是從一些基本的問題開始的，他們兩個人問了一個大家都很想問的問題:
1.為什麼人會非自願性失業?
2.為什麼貨幣政策有效?
而跟一班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們真的回答了。

要知道為什麼這兩個問題很麻煩，我們回到當時盛行總體經濟學的「理性預期革命」。以理性預期的模型來看，當通膨很高，雇主能夠以相對而言很低的成本雇用到員工，畢竟合約是一開始講好的，那麼，失業率應該是會逐漸降低，而價格會隨著越來越多人就業以後穩定下來，進而在失業率以及通膨之間取得平衡，但現實情況卻似乎不怎麼理性，更重要的是總體經濟裡面的確有著「非自願性失業」這種現象存在，但是理性預期下面這不可能存在的，因為根據理性預期你找不到工作那是因為你自己要求薪資太高，當你不斷接受更低的薪資，那你一定找的到工作，所以找不到工作的應該都是只會發廢文抱怨的懶人，不可能存在「非自願性失業」。

葉倫以及Akerlof於1990在”The Fair Wage-Effort Hypothesis and Unemployment“有關於公平薪資的理論，根據Akerlof本人的講法，這理論是建立在社會學上面有關公平的研究上面，而靈感是來自於他當初在印度研究種性制度而來的。他們認為人們心理上會有一個”公平價格”的努力付出程度，而根據社會學的相對剝奪理論，這個價格很可能來自於我們看到同儕的報酬而產生的，因此，與其拿到相對而言不公平的報酬，人們乾脆不工作，並非是因為他不能降低工資，而是因為降低工資以後得到的收入小於其認為的”公平價格”，就乾脆做出這種看起來不理性的決策。

在他們倆人提出這理論以後的10年，蘇黎世理工學院的Ernst Fehr以及Klaus Schmidt在1999年的”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對他們兩人的研究做出了更完整的模型以及實證研究，他們使用的是分美金遊戲，例如100元美金，A跟B兩人的決策會決定兩人可以拿到多少，A先提出來應該給多少，B則是只能說要或者不要，而B只要答應，那麼分的金額會依照A提出來的方法來分，但是B只要不答應的話兩人什麼都拿不到，而理性上來講，A應該提出99.999%都留給自己，而只把剩下微不足道的留給B，但有總比沒有好，B應該會全盤答應，然而事實上，這種決策往往都是被拒絕的，而A最容易被接受的其實是6/4或者是5/5的分法。而如果你把A想成是老闆，B想成是員工，非自願性失業想成員工即便啥也拿不到也不願接受比公平價格更低的價格，那這一切似乎解釋的通，但這是10年以後的論文了，當時的葉倫以及Akerlof還不知道可以這樣做，但卻已經有類似的想法來解釋「非自願性失業」。

而這篇論文隨後也為了葉倫拿到了終身教授職位，但這卻不是她進入聯準會的原因，真正對於政策有效的其實是第二個問題:貨幣政策為何有效?

訊息理論與總體經濟

還記得Kydland以及Prescott是當時總體經濟學界裡面「理性預期革命」的先河嗎?而他們的創舉則是所謂的實體經濟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RBC)，這個模型在當時是總體經濟學界的主流，卻不受到政策決策者們的喜好，原因在於這模型認為景氣回循環的原因在於人們會調整理性預期的期待，因此，當經濟產生了衰退或者是繁榮，消費者會相對應的儲蓄或者是消費。當衰退的時候儲蓄，儲蓄會轉為投資，投資會變成產出，所以下一次的景氣會繁榮，同樣的，當繁榮的時候人們會大量消費，而儲蓄減少，這導致投資減少，景氣容易在下一次的時候陷入衰退。而即便貨幣政策寬鬆，由於人們會迅速調整他們的預期，他們不應該被貨幣政策所誤導，而是會專注在實體的儲蓄以及消費的模式上面，而價格也會隨之調整，這導致貨幣政策除了增加通貨膨脹以外，對於實體的經濟產出完全沒有效用，而這樣的觀點被稱為貨幣的中立性(Money Neutrality)，然而Akerlof以及葉倫常識性的改變這樣的假設，這才使得學術以及政策重新接軌，而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投入這一塊，總經界也從RBC變化出了新凱因斯模型(New Keynesian Model)。

隨著長子的出生，Akerlof以及葉倫在1982年迎來了意想不到的訪客:James Tobin。1982-1983這兩年，Tobin剛好客座柏克萊當教授見到了他的得意門生葉倫以及傳說中的新興Akerlof，他們就積極地探討有關於貨幣政策為何有效的議題，要知道Tobin本人是對於學術研究如何運用在政府政策非常有興趣的人，而葉倫以及Akerlof在1985年的”A Near-Rational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With Wage and Price Inertia“這篇跨時代的論文裡面就解決了這問題，要理解他們的做法讓我們先回到上述提到的二手出買主的問題。

如果市場上面雇主跟員工的關係也像是二手車市場，雇主不知道員工到底是好是壞，而在景氣很差石油危機的當下，雇主是否會願意雇用員工，即便員工願意拿很低的薪水?雇主並不一定要立刻最大化自己的效益，尤其是在面對經濟震盪的時候，儘管雇主可以用很低的成本雇用到員工，但是資訊的不對稱導致了雇主如同二手車市場的買主一般，寧願等待而不是立刻接受。而這導致了物價以及工資其實不會立刻調整，只有最大的幾家公司可以立即調整，但是小公司則是需要時間才能條調整，於是，當衰退的時候實施的貨幣政策寬鬆使得價格上漲導致小公司更有動力去加速招募員工，進而減少訊息不對稱造成的失業問題，而同樣的，在繁榮的時候，貨幣政策也可以透過壓低通膨的方式試圖讓價格平緩，進而減少貨幣供給使得廠商沒有那麼積極的招募員工，達到降低景氣過熱的效果。

從這開始，總體經濟學家們開始認真關注有關於這在學術上被稱為價格黏性(Price Rigidity)的問題，也就是價格短期內有可能根據不同原因而無法改變，而經濟學家們進而針對這議題做出實證研究以及相關的理論，打造了上述提到的新凱因斯模型，開啟了我們稱之為新凱因斯革命(New Keynesian Revolution)的時代，直到今天的各大央行依然是使用這樣類似的模型。

而透過這篇論文以及其他相關的研究，聯準會以及學術研究再一次地結合起來，總體經濟學界產生了新的革命，從要怎麼改變廠商的訂價到如何制定更完善的模型，而葉倫在1994年的時候跟柏克萊請了5年的休假，前往了她曾經工作的地方:聯準會。而這一次的葉倫，是直接任命為聯準會的委員之一，負責管理舊金山業務的行長，這是沒人想的到的。

下一篇，就來講述從政以後的葉倫的故事，以及她如何這經濟理論套用到實際貨幣市場上面。